1952年11月，一个雪粒扑面的黄昏，一封盖着“国务院”字样的公函从中南海寄往香港。执笔人是周恩来，收信人叫侯镜如。信里没有套话，只一句意味深长的嘱托：“归来，一切有我。”熟悉北伐旧事的人都说，周恩来在替一位“昔日叛徒”张罗回乡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当时的香港，物价飞涨。搬过三次家的侯镜如合着全家六口，住在一栋临海旧楼里。积蓄几近耗尽，午饭常用白粥配咸菜将就。街坊不知道他曾是黄埔一期的“枪榴弹王”，只把他当成落魄老军官。有人背后议论：“那位侯将军，当年不是跟着蒋介石走了吗？怎么混成这样？”侯镜如听见，苦笑不语。他不想解释——解释太费事，也太危险。
时间拨回到1925年2月的潮州西湖。夜色中，二十出头的河南青年在笔架山顶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那晚的领誓人是周恩来，旁边站着郭俊、陈赓。朗声的誓词在竹林里回荡，使人血脉偾张。正是这段共同的地下斗争，把侯镜如与周恩来紧紧系在一起，只是没人想到命运会让他们整整分离二十年。
北伐枪响后，侯镜如屡立战功，升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三师党代表。可一九二六年“整理党务案”袭来，大批共产党员被迫退出职位，侯镜如因入党不久，竟侥幸“漏网”。留在第一军潜伏，本是组织的安排；谁料一年后上海“四一二”血雨，形势急转直下，他负伤南撤，又被推上南昌起义的火线。
山雨欲来，暗流先涌。一九三一年，顾顺章叛变导致白区联络网大乱。赶赴上海接头的侯镜如左等右等，接头人始终未现。无奈之下，他按旧暗号登报求援：“××胞兄，心急如焚，若不见复，唯有另谋活路。”数日后仍无动静。密线断了，人心更乱，他被迫“失联”。历史就此留下难解的一笔：谁能证明他仍忠于组织？
流亡岁月里，他先被袁守谦请出山，投吉鸿昌麾下；继而抗战爆发，率八十九旅血战台儿庄、鏖兵枣宜。笺箋里，他始终一句话没透露过自己的秘密身份；子弹打穿了他的肩胛，却换不走他的沉默。
一九四五年冬，北平饭店。美国特使马歇尔正在城里旋风式奔走，军调处开会的间歇，侯镜如推门而入，恰与周恩来狭路相逢。两人对视数秒，屋内特务的眼睛雪亮。周恩来举杯微笑：“老同学，咱们算来，整整二十年没见面了。”一句“二十年”，既合情又避嫌，巧妙抹去一切可能的嫌疑。侯镜如会意，上前问候，却无法再多说一句。此后，他继续穿行在国共之间，表面是国民党中将，暗地却等着“下一次接电”。
辽沈会战爆发的前夜，蒋介石电令他组建东进兵团，抢救锦州。兵令如山，看似重托，实为背水一战。蒋本人带着战地督察组驻葫芦岛，防着的就是“北平派”将领玩花样。侯镜如呢？只能动脑筋拖字诀：调兵换防、开会讨论、道路勘察，一拖便是十一天。东野四纵、十一纵在塔山血战六昼夜，独立九十五师还在“熟悉地形”。有人劝他偷袭侧路，他却笑着摇头，“塔山是正面，别自作聪明。”战斗打到十月十三日，侯镜如的兵团仍未突破防线，锦州已告失守。东野官兵后来回忆，这场硬仗能赢，一半靠拼命，一半靠敌人“畏首畏尾”。
锦州城破，侯镜如部再度北撤。联络员李介人先后找他三次：“侯司令，党中央让您择机起义。”但葫芦岛、北平、保定，蒋介石的眼线寸步不离，他无法开这枪。于是只能“暗中作罢”，把军心搅得七零八落。不久，九月十三日，平津战役前夕，他索性借巡查为名飞往香港，对外称“公干疗病”，实际上彻底与国民政府划清界限。
香港街头的霓虹灯亮着，与他无关。他每日清晨蹲在天星码头边喝一杯廉价咖啡，手里是从上海带出的笔记本，密密麻麻写满过去的暗号和名字。钱袋子越来越瘪，子女也陆续投奔而来，日常所需靠典当勉强度日。有人劝他返台，他摇头；更激进的左派则嫌他“拖泥带水”。在被误解与贫困双重夹击下，侯镜如一度自嘲：“我大半辈子都在‘灰色地带’打转。”
周恩来得知这一切，是在一九五二年上海一次外事简报会上。工作人员汇报香港同人生活困顿数起，其中就提到了侯镜如。周恩来沉默许久，提笔写下那封仅寥寥数语的信。信发出后不久，中央统战部又派专人赴港。“同志身份不谈，人民不会忘你。”带信人这样告诉侯镜如。老人颤着手拆开信纸，鼻尖一酸，只回了一句话：“遵命，早回！”
归程并不轻松。办理离港手续时，港英当局百般为难，所幸新华社香港分社多方周旋。次年春天，五十出头的侯镜如登上开往广州的客轮。甲板上，南海的风刮得人睁不开眼，他却直盯着北面天际。旁人见他泪光闪动，以为海风呛眼，他轻轻摆手：“没事，风大。”
抵京后，他被安排在政协任职，后来当选第七、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。收入稳定，生活翻篇，但他念念不忘的仍是那段从笔架山到塔山的曲折。一次在友人聚会上，有人半真半假地说：“侯老，当年您是潜伏吗？”他摆摆手：“不算，我只是走丢了。线路断了，心没断。”说罢哈哈一笑，抿口碧螺春，再不解释。
一九八三年，中央举办黄埔同学纪念会。台上灯火通明，台下青丝早已花白。轮到侯镜如发言，他脱稿开口：“北伐是国共合作的成果。那年头，我们许多人胸口装的，不是哪个党的私心，而是救中国的信念。”几十字，没有高调，却砸得会场一片静默。老兵们握拳，年轻人低头记录。
侯镜如今后鲜少涉政争，更热衷研究北伐史、抗战史。他说，写史不是为了立传，而是给后来人提个醒——信念有时被尘封，但终归不会消失。晚年病重住院，有学生求他题词。他喘着气只写四字：“慎独，慎微。”放下笔，微微一笑。
1986年，他在病榻上再提到周恩来那封信。“若无那句话，我可能真就在香港耗尽余生。”话音刚落，人却倚枕而眠。七月的院外知了声嘶哑，他的心愿已了——归队的人，终究没有被遗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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